“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这是作家熊培云在他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自序中的一段话。当我再次走进“银圆山庄”，再次走进被誉为山西的“布达拉宫”的官沟张家大院，才对熊培云先生的这段话，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因为这一次，我走入的是多少年来，没有被划入银圆山庄游览线路，被时代忽略了的张家大院的另一座院落双喜院。

　　据考证，官沟张家大院大约始建于清代中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建在官沟沙湾更加隐蔽的双喜院，是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修建的。比张家大院其他主要建筑，整整晚了一个半世纪。

　　我始终相信，任何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离不开大时代这个绕不开的背景，所谓小人物也有大命运。官沟张家大院的命运，也随着双喜院的兴建与衰落，融入了这个大命运之中。因为1840年这个年号，正是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官沟张氏祖上以农耕为生，数代相传。人口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后，单靠种地，已不能维持生计，于是便在农闲时寻求做些生意。官沟张家二世张有，农闲时以钉鞋为业，走村串巷，逐渐越走越远，云游到了古北口外，在一家山西介休冀姓开设的商铺门前摆摊钉鞋。天长日久，与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张氏的钉鞋挑担中，一头是做活的工具，另一头是生活用具铁锅瓷盆。就是这口阳泉本地产的铁锅，引起了省外人的兴趣，想买来做饭用，于是就托张有回家时代买运来，时间一长，代买铁锅竟然做成了一门生意。从此张氏改行，开始长途贩运铁锅，放到冀家杂货店销售。生意兴隆起来后，张氏开始修建铺面，扩大经营，定铺名为“永义公”商号。这就是官沟张氏从农到商的发祥之始。

　　承德“永义公”商号，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生意兴隆，家业日丰，于是逐步建起了宏伟壮观的官沟张家大院。

　　“永”字号最为兴盛的时期，大约在道光前期，到了光绪年间，“永”字号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范围，由单一的铁货发展为经营绸缎布匹、钱庄、粮油米面、典当租赁、日用杂货、旅店茶庄等。生意做到了锦州、海城、营口、大连、赤峰等地，大小铺面四十余处，从业人员二三百人，成为信誉极好的晋商家族中的一员。

　　明清时期，一些富豪人家习惯以堂号命名家族的支系。到了清朝后期，“永和堂”在“永”字号的生意分为四股，长庆堂、德庆堂、永庆堂、忠信堂各占一股，到了七世“大”字辈时，由于大门长庆堂，二门德庆堂、四门忠信堂三家子嗣稀少，无人执掌家务，因此，四大股的财产都统一由三门永庆堂下敦厚堂的张大聘一人掌管。之后张大聘的次子张士林又过继到四门忠信堂张大国足下继承家业。因此从道光中晚期到民国初期的七十多年间，张氏的商业和财产都是由张大聘、张士林父子两代人掌管的。

　　被认为张家大院建筑中艺术含金量极高的双喜院，就是官沟张氏第七代掌门人张大聘主持督建的。堂号分别是敦厚堂和进修堂。双喜院占地三千平方米，地势西高东低，背风向阳，周围群山环抱，院前河水潺潺，环境隐蔽幽静。参与纪录片拍摄的古民居专家罗魏认为，双喜院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布局科学合理，堪称阳泉地区“第一庄园”。

　　当双喜院开始建造时，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封闭已久的“天朝上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道光皇帝与外强签署着一项项割地赔款条约的时候，一种“毁灭人种”的特殊商品——鸦片的侵入，也在肉体和精神上毒害着中国的普通百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官沟张家的没落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商业的一个缩影。主观上看，受家族管理模式的局限，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张大聘、张士林之后，家族管理经营人才的严重缺乏和制度的约束，也成为家族商业经营不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到了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国家政局不稳，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张家的商业资产大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奉军混战时，多次发行纸币，致使货币贬值。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口外生意的一次大赔，造成张家商铺几乎全部倒闭，只留下赤峰的一些房产，不得不从内地商号筹集资金20万银圆，赔偿口外损失，从此张家商号大伤元气。而后来日寇的入侵，民族工商业更是遭受肆意掠夺，不能正常经营，进一步加速了张家衰败的步伐。

　　有时我就在想，多少年来，双喜院没有被列入张家大院的游览规划，一处极富研究和开发价值的民居院落被冷落至今，是张家后辈讳莫如深，还是善良的人们不愿敲开那扇埋藏着更多心酸与屈辱的大门？

　　据说在奉军混战时期，纸币贬值，单双喜院进修堂一家积存的不能使用的纸钞就达一百多斤，而生活奢侈、私嗜成瘾，同样是张家败落的重要原因。家道日渐败落，子女却娇生惯养，好逸恶劳。清末民初时期，张家的家业规格仍十分庞大，十几个堂号，除家人外，长工佣人、侍女老妈、裁缝工匠等，不下三四十人，耗支巨大。在张氏后人写的一篇关于官沟张家兴衰荣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子女上学不用功，平时买文章，考试不答卷，结果大字不识，文理不通。夫人太太整天打麻将，摸纸牌，消磨时光，公子少爷抽大烟吸毒品，私嗜成瘾。民国初年，张氏家族百分之六十的人抽大烟，有的小孩在襁褓中就染上了烟瘾，大人们不定期地给小孩口对口喷烟，不然孩子就哭闹不宁。仅敦厚堂一家，就有13条大烟枪抽着。日本侵华后，由大烟改吸料面，更加剧了对自身的摧残。……截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官沟十多家大堂号中，因吃料面家破人亡，彻底破产的就有7家，只剩忠信堂，长庆堂景况稍好一些。”

　　在拍摄张家大院纪录片期间，摄制组在离官沟不远的赛鱼村一张姓人家的窑洞里找到一套完整的明清旧家具，描金柜、坐柜、铺柜、炕桌等一应俱全，在铺柜的盖子内面，还写有“乾隆五十二年”字样。家具的主人说，这套家具是百年前家里的老人从官沟购买的。现在老人不在了，旧家要拆迁，想卖掉。还说要是老人还在世，这套家具是绝对不许卖的。摄制组的郭东升导演于是自掏腰包，垫付8千元，将这套旧家具买下运回了张家大院。

　　也许这套旧家具就是官沟张家衰落时期的物证。因为在一份关于官沟张家的文史资料中就写道，当年张士枚的儿媳李凤林，后来成为敦厚堂主管，在永字号倒闭时抽出的股金，原打算作为自己的养老费用。不料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大孙子三人因吃料面成瘾，将所分的家业，先卖土地后卖家具，最后卖房舍。李凤林老人不情愿把自家完整的院落和家具卖给外人，就用自己的养老金赎回。几次被儿孙们卖出去，老人又几次赎回来，养老金花光了，商号倒闭了，完整的院落和家具还是没能保住。

　　官沟张家以农商起家，以耕读传家。仅近代以来，就培养出了热心教育，扶危济困，急公好义的争矿运动首倡者张士林；走出了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青年时被誉为“平定三杰”之一的著名学者、教授张恒寿；抗战时期奉献了曾任中共寿阳县委书记，面对敌人的包围，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张梅林，以及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张守斌等一批仁人志士。然而，当时运不济，国难当头之际，这个曾经辉煌的家族，同样也没能经受住大时代腥风血雨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