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我在一篇读史随笔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对于历史人物，是否有研究价值，至少要看三点：一是要看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担当过什么角色；二是要看他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做过些什么；三还要看他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2022年初，为了拍摄纪录片《银圆山庄》，当我们再次走进官沟张家大院，试图回望与还原张氏家族三百余年的兴衰史，以及这个家族与时代命运的纠葛时，发现官沟张氏第八世掌门人张士林是怎样也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在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他勇立潮头，成为争矿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领导人；争矿运动胜利，矿权赎回后，他急流勇退回到山庄，不谋取一己私利，并且为后人留下了万余字的珍贵史料《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

　　至今还荣耀于张家大院的“一乡善士”“翊戴僡里”“急公好义”三块大匾都与张士林有关，也是当地百姓与省地官方对其的恰当评价。而从他18岁开始临危受命，重整家业，实现了对张家产业最后一次振兴，到享年72岁逝世的五十余年间，张公对家族及地方教育事业的热心与投入，以及所产生的绵延效应，同样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与研究。

　　张士林虽出身于农商家庭，却甚爱读书，亦喜藏书，据说张公家中的藏书在平定全县都是比较多的。中年以后，经营家族事业之余，主要精力仍放在读书治学上。在重振家族商业的实践中，他深感知识与人才的重要，因此对后辈的教育十分关心。清朝末期，他重金聘请两位老师，办起两个家塾。一个是为初入学的儿童办的，另一个是为学八股应科举的童生办的。

　　官沟所在的赛鱼，当时属于平定西乡，一向是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读书人少，有科名的几乎没有。张公办的虽是私塾，但就读的学生却不止于家族子弟，自从有了张家的私塾，在这里就学的西乡学生，也陆续出了几个秀才，开了西乡文化的新纪元。

　　后来，废科举，兴学堂，张公顺应时势，与时俱进，把两个家塾合并为一个小学，名为“养正小学堂”。所聘请老师的一切经费，仍由张公承担。养正小学堂还确定了“养成正道，敦品励学”的校训，明确办学目的为“明理涉世”——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样的办学理念一点都不过时。

　　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平定县成立了五个高等小学校，第五高校就设在赛鱼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笔算不如珠算快，国文没有“四书”深，都不愿去那里上学。张士林经过深入了解，发现人们不去五高上学的主要原因，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外，更切实的原因是家长怕花钱，学生想学但念不起。于是张公为了提倡新学，把养正小学并入了五高。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张同寿、张恒寿，以及两个孙子张迁善、张从善都送到五高学习。第二年自己又拿出五百吊钱，还动员大阳泉魁盛号郗家拿出一百吊，作为津贴五高学生的基金。每学期把收回的利息分三个等级津贴学生。后来学生多了，利息不够，便动用基金。再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原校舍容纳不下，张公又协助买了一所院子，租了六眼窑洞，还在官沟自家庄园设了一个分校。

　　张士林的热心教育，资助办学，给一向落后的西乡培养了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王作宾等五名秀才；第二代便是人数众多的五高享受津贴的学生，后来上大学、上中学和师范的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些学生中，还走出一批党的早期干部和建设人才，如甄华、甄杰人、刘征田、余子宜，以及官沟张家的张恒寿、张梅林等。

　　学堂院的琅琅读书声犹在耳畔，官沟张氏的另一位优秀人才在这琅琅的读书声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张士林的次子张恒寿。从小受到父亲藏书爱书的熏染，自幼好学的张恒寿在读小学做“民国论”作文时竟能写出“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妙句。大量的阅读和深厚的古代传统文化教育，为他后来从事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先后就学于太原第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恒寿与阳泉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甄华是挚友，1929年甄华被捕时，张恒寿回太原四处托人，竭力营救。九一八事变后，他联络山西同学，在平定中学成立了“平定青年奋进社”，被推选为社长，并创办了《平定评论》《奋进》等刊物，在这期间撰写《中国现状和中国青年》等文章，以及《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的演讲等，进一步激发了平定青年的爱国热情。

　　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张岱年，是与张恒寿交往几十年的同学和挚友。他在一篇怀念张恒寿的文章中回忆道，1934年秋，张岱年到清华任教时，张恒寿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听了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等先生的课，将研究生论文定为“庄子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张恒寿的研究生学习也中断了。张岱年与张恒寿等相互勉励，誓言不与日伪合作，为此张恒寿一度改名张永龄，过起了隐居生活，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初开始，张恒寿先后在华北文法学院、辅仁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7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几次要求已在河北师院任历史系主任的张恒寿调回社科院，河北师院执意不放人，只同意张恒寿在哲学所兼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张恒寿先后完成了《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等著述。这些著作凝聚了张恒寿先生一生的心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1年，张恒寿以年近九旬的高龄逝世。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为他题写了八个字：“道德文章，为人楷模”。